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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時報【本報訊】

禮記大學篇：「生財有大道，生之者眾，食之者寡，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則財恒足矣。」日昨我們曾以「生之者『寡』，食之者『眾』」，探討全球嬰兒潮轉為退休潮的人口結構長期趨勢(Megatrend)對財政、金融所造成的影響；事實上，勞動參與率下降趨勢對財政、社會的衝擊，同樣應予正視，我們願就此進一步加以申論。雖然「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」原本是指「快快地生產積聚、慢慢地花費耗用」，但若以「勞動參與率」衡量，也有相似的效果：勞動參與率高，社會中的勞動力充足，能達到「為之者疾、用之者舒」而產生「財恒足矣」的效果；反之就形同「為之者『舒』，用之者『疾』」，會造成財政的額外負擔，甚至引發社會的動盪不安。

勞動參與率(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)，乃是指一個社會中「勞動力」(labor force)佔全體人口的比率，用以衡量該社會中能參與生產的人口結構狀況。在實際計算上，各國公式內容大同小異，就台灣而言，勞動參與率是指「勞動力」佔「15歲以上民間非監管人口總數」的比例。所謂「勞動力」是指能夠工作且願意工作的人口總數，包括「就業人口」與「失業人口」。已經在從事有報酬的工作或一週內從事15小時以上無報酬的家屬工作，都計算為「就業人口」；至於現在沒有工作，可以馬上工作，而且正在找工作的，則計入「失業人口」。

至於所謂「民間非監管人口總數」，是指從15歲以上總人口數扣除現役軍人與監管人口（涉案服刑者）。因此，「民間非監管人口」包含「勞動力」與「非勞動力」兩大部分。其中「勞動力」意義，已如前述。至於「非勞動力」則包括因就學、料理家務、高齡、身心障礙及能工作卻放棄找工作者。「非勞動力」中，最近比較引起爭議的是「學生」這項目；例如，前不久傳出影藝人員明道等人，為逃避服兵役，大學念了幾個學校都一直沒畢業。這些人日進斗金，實際上已經有工作報酬，卻未列入「勞動力」的「就業人口」項下，而列入「非勞動力」的「學生」項下，與事實出入甚大。

另一個為人詬病的是，依照國際的標準定義，退休人士算是「非勞動力」，理由是他們已經沒有固定工時和雇主。然而，在台灣有許多退休公教人員，月領原薪資的七成至八成收入，並隨公務員調薪而調整月退俸，這些人被列入「非勞動力」；但一週內從事15小時以上的無酬家屬工作者，則被列為「勞動力」中的「就業人口」。從而，做白工沒收入的人被計入「就業人口」，每月有收入（只是名稱不叫做薪資）的人被計入「非勞動力」，在勞動統計上雖然沒錯，但在經濟意義上卻不合理。

「非勞動力」中，能工作卻放棄找找工作者，即教科書上所謂「氣餒的工作者」(discouraged workers)，這些人大都曾在職場工作，失業後曾努力尋找工作，卻未能如願，因而不再尋找工作；無論從經濟分析、社會關懷或政府財政收支等角度，都應予以相當程度的重視。就經濟分析的角度而言，這是經濟資源配置的損失；就社會關懷而言，這是社會不安的潛在因素；就政府收支而言，這是政府社會救助負擔的增加。

綜合而言，「勞動參與率」公式雖然如此簡單：（就業人口+失業人口）/(就業人口+失業人口+非勞動力)，但本質上包含許多經濟與社會內涵。經濟景氣好轉時，工作機會增加，由非勞動力轉入就業人口的人數增加，勞動參與率會走高。台灣經濟在1970年代快速成長，直到1980年代後期資產泡沫化之前，勞動參與率一直維持接近六成的高水準，而且在1987年達到60.93％的高峰，之後由於資產泡沫破裂，加上產業外移，經濟成長減緩，勞動參與率呈遞減趨勢。尤其是2001年的網路泡沫及2008年的金融海嘯，使得勞動參與率分別在2001年及2009年降至57.23％及57.90％的偏低水準，2010年僅小幅回升至58.07％。

勞動參與率的下降，顯示社會上勞動意願的降低，尤其是「氣餒的工作者」轉為非勞動力，對政府財政而言，使政府原本有所得稅收入，反轉成為失業救濟、貧戶救助等財政負擔；對金融機構而言，這些客戶原本是金融業者收入的來源，反轉導致逾放催收授信案件的增加。對整個社會而言，形成「為之者『舒』，用之者『疾』」的現象。更嚴重的是，這些氣餒的工作者，成為社會不安的因素。美國七月的勞動參與率降至63.9％（九月為64.2％），為三十年來的新低，這股怨氣也是近日「佔據華爾街」運動的導火線之一；這個運動逐漸蔓延至全美各大都會，除了反應民眾對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滿，也反應失業勞工及氣餒勞工的心聲。台灣執政當局不可隔岸觀火，反要以此為鑒，對於國內這些年來勞動參與率的降低，應妥善審慎規劃及早因應。